二伯
在 老爸的童年回憶單元「68.台灣人？日本人？」中，以戶籍說明 日治時期官方如何區別 台灣人與 日本人，「69.灣生」中也提過小學生在學校中雙方的隔閡。這一篇再來聊 大伯與 二伯在職場與軍隊的差別待遇，儘管 祖父在 日治時期當上 貴族院議員，但在當時 台灣人就是台灣人，就是低人一等，除非改日本姓，否則就是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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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的記憶中，大伯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投過幾張履歷，應徵幾家大型公司都表明薪水低於同樣一流條件的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當時同樣條件的人員薪資分三種，日本人最高，朝鮮人第二，台灣人最低，理由是 日本人吃得少工作量大，朝鮮人吃得多工作量也大，台灣人吃得多工作量卻少，所以分級；這是老爸兄弟早知道的事，但那是指靠體力的行業，沒想到靠腦力的行業也如此區別。
日本這個社會，一流大學畢業生非得到第一等大公司就職不可，否則會被同學、朋友、鄰居輕視，中大型公司錄取的人員則多為一般大學畢業生。大伯吞不下這口氣，婉拒了2~3家大公司的錄取後，全家人頭很大，最後 祖父找好友 石原廣一郎商量，到他的公司 石原產業會社上班，一樣屬於大型公司，月薪是100元，與 同學們差異較不大。當時 臺灣總督府中級公務員的月薪是60元，東京帝國大學畢業若回 台灣進入總督府，直接從中高級位置任職，薪資約在80~100元間，留在 日本待遇較佳。
以上是 大伯遇到的情況，家人認為是這些公司的制度不合理，都沒有想到原來官方也一樣有差別。在「3.徵兵制度下的求生之道」及「43.關東軍(一)」都提過 二伯在一次同事聚會酒酣耳熱之際大家起鬨鼓譟下簽了特別志願役，在當時的時空下誰也無法阻止這件事，二伯在 昭和18年(1943年)穿上了軍服。
二伯受訓的地點在 岐阜，長達半年以上的受訓結束後有兩天的假期，全家歡天喜地迎接 二伯返家。談話中他說待遇與配給都比 日本人低，若改日本姓就可以享有同等待遇，這話傳到在 祖父耳裡，誤以為 二伯不滿家裡沒改姓而暴怒。當時有些留日的 台灣青年為了爭取同等待遇而改姓，在 台灣的家人並不知情，祖父每每談起這些人都覺得很無奈，以後若父子或兄弟間不同姓，那該如何是好。見到他們的父母也不好意思提起，所以許多家庭並不知道自已子弟改了 日本姓。
這件事 二伯在60年後還耿耿於懷，他說：『我根本沒有要改姓的念頭...。』，只是當時在 台北的 祖父並沒給他解釋的機會。二伯跟我談過多次，他甚至從 西伯利亞返回 日本都不肯歸化 日本籍，娶老婆時還要求 二伯母改國籍，怎麼會有想改日本姓可能。在 關東軍他升上中尉，最後更升到 上尉，是 台籍日本兵最高階級，據說只有三位，但他的配給始終比其他同級軍官少。二伯自己很得意的說：『我所知道，日本軍方 漢姓的中尉只有我一個。』。
走過當時的 台灣人其實並不喜歡 日本，光是低人一等就讓人受不了，若非光復後 國民政府的種種讓百姓失望，不會反而懷念起 日治時代。就我所了解，聽長輩們說的，台灣百姓對 國民政府派來的第一批接收文武官員印象還不錯，但是後續駐紮各地的軍隊素質太差，讓民間從歡欣鼓舞到失望透頂。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推動改姓，要不要改姓是個人選擇，論對錯太沉苛，只是對於部分書籍寫我們家族改姓，還取了個“大山”當姓氏，非常無法認同，編出這番話的歷史學者，根本是毫無考據無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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