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甲 文昌宮
最近本土文學的新聞鬧得滿城風雨，本土作家 黃春明和 政大教授 陳芳明相繼被抨擊使用 中國語推行 台灣文學，甚至「可恥」、「青瞑牛」等字眼都出來了。 這些事情扯出了「台語文」的問題，台語文是什麼？對老一代的 台灣人來說，不論說 河洛語或 客家語，早已習慣「漢字」；不論是 廟宇、祠堂或 三(四)合院，使用的都是「漢字」，不然要用什麼字？
一開始還以為是個人認知的問題，等到許多本土社團、民代、官員相繼出來相挺，才發覺這事情不單純，這是在玩文化革命。這些人認為 台灣文學不能只使用 中國字，要加入 羅馬拼音或純粹使用 羅馬拼音才可以。以當初 傳教士編輯的 羅馬拼音來取代長久使用的「漢字」，推行接受度不高的「台語文」，這叫做 本土文化？
台灣曾經是 香蕉王國，這種水果的皮是黃色，果肉是白色的，曾經被拿來諷刺那些崇洋的人。有些人從不走入廟宇、祠堂的，不曉得裡面牆壁、廊柱上寫什麼文；甚至路旁的小廟都不會瞧一眼，不知道門口兩旁對聯用什麼字？在他們心裡 台灣語言要出現一些 ABC感覺才會高尚，至於黑頭髮、黃皮膚的外表，可以的話也一起改一改吧。
本文
父親兄姊小時候多少上過 漢文課，是到 板橋林家開辦的漢文課程班學習的，其中 大姑和 大伯學漢文的老師還是 台灣通史作者 連雅堂先生。父親和 五姑媽因為年幼即到 東京，兩人沒學習過 漢文；當時 日文使用漢字相當多，加上長輩教導，所以 父親對「漢字」的 中文、日文和 台語解釋還是能區別的。
在「老爸的童年回憶---31.媽媽的味道」裡提到，父親兄弟姊妹不是一起搬到 東京的，而是在 台灣讀完 中學、小學或一段落才陸續到 東京；最初僅是 祖母與 父親、五姑媽兩位年幼子女先到 東京，隔年考上 東京帝國大學的 大伯也來了，時間約是在 1936年。祖父對於時局的改變很敏感，他認為子女光是念 日本書、懂 漢文、說 台語是不夠的，學習 中文是必需要的，所以在 台北和 東京各請一位 中文老師，讓子女學 中文；注意，是學 中文，不是 閩南語發音的 漢文。台北的 中文老師是誰，父親不清楚，東京的 中文老師是一位 北京來的 王先生。
王先生年紀介於 祖父和 大伯之間，年長 大伯10歲左右，能烹飪出精緻的 中國佳餚，對 父親而言他是位謎一樣的人物，平常需尊稱他 王師父；家中宴客時，若商榷請他下廚，需改稱他 王師傅，這是 父親對這位先生印象最深刻之處。平常是來教 中文的老師，若徵得他同意，可以搖身一變成為 廚師。中文課是在家中書房進行的，學生通常是 大伯、父親和 五姑媽；祖父若有空，也會坐下來當學生，如此一直持續一年多。時局的變化讓人無法掌握，1937年7月7日 蘆溝橋事變爆發，中、日正式宣戰，王師父變成交戰國人民，只好離開 東京。
父親當時年紀太小，對 王師父身家背景完全不瞭解，大伯倒是與 王師父一直保持著書信來往。父親所瞭解的 王師父事跡都是從 大伯口中聽來的，離開 東京後他回 北京，之後轉到 滿州，一直都是從事教書的工作；也曾經在 滿州國宮廷成為御廚，不過都是應邀客串演出，本業一直是 中文老師。
父親能用 中文與人溝通，聽的方面大概八、九成能懂，但是要說出來，講的就很不輪轉；他雖然無法說出流利的 中文，但發音倒是很標準，這應該要歸功於 王師父的教導吧。至於 大伯，在1946~47年間數次隻身前往 廈門、福州、杭州和 上海等都市，語言方面沒問題。
後記
我子女目前上 大學、中學，小孩子成長過程一直使用 台語(閩南語)，我的想法是 中文日後讀書時自然就會。3位子女讀 幼稚園時都要特別叮嚀 老師，這個小孩聽不懂 中文。只說 台語不會講 中文的幼兒，在 台北市的 幼稚園裡幾乎是絕無僅有；外出與子女們說話時，偶會引起旁人側聽，搞不清楚我們打哪裡來。但我相信我的決定是對的，現在子女長大了，他們能完全用 台語或 中文與人溝通，這就是他們的本錢。
只是子女在學校學習本土課程時出現了問題，學校教的是 漳州音，我家裡面講的是 泉州音；學校老師居然要求子女要配合講 漳州音，完全不尊重別人的母音，讓我對 台灣推行的本土語言教學非常反感。日治時期編列的 台語字典，假名發音注釋，閩南語分 漳、泉音，客家語分更多種；日本人尚且尊重 台灣各地口音，為什麼自稱本土的人不懂，沙文式的要求講他們自己認定的發音？在那段時間，本土化與低俗化混淆了，粗俗字句紛紛搬上檯面，難道我們沒有優雅的文學嗎？
最近發生的事件，畢生致力於本土文學的 黃春明先生，因為使用 中文創作，被批「無恥」，長期為 台灣獨力運動撰文的 陳芳明教授被貶為「青瞑牛」，終於解開了這個疑問。這些人以完全自我的方式，和狹隘的眼光在推行本土運動，這樣真的在為本土文化努力嗎？或是藉不斷地鬥爭前輩來達到世代交替的目的？這些我都不知道。只是千萬別忘了，人在做天在看，更年輕的後生晚輩都在看；今日批鬥別人，來日很快便會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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